司法改革改什麼？從法庭制度說起
最近，因為徐自強得到無罪判決的關係，很多人開始發現台灣的司法仍需要改革。不過，究竟司法問題在哪裡？要怎麼改？相信不少人並不是非常了解。
趁這個機會，小弟嘗試用一個非法律系出身的理組人觀點，來跟大家談談台灣司法在結構上的問題。因為我自己並非法律專業，所以內容在細節上可能有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希望能給大家一個台灣司法問題的大致認識，還請不同觀點，或是更專業的鄉民一起討論、指正。
首先，還是先利益揭露一下，小弟目前在民間司改會擔任執行秘書，所以這篇文章的觀點偏向民間司改會論述。因為法律其實牽涉到很多細節的作法，每個國家作法不一定相同，這篇只能提出一個大略的方向，細節可能仍有出入。
如果有人有不一樣的想法，都歡迎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
這篇因為嘗試疏理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文章很長。
刑事法庭結構
首先，先來說明一下目前刑事法庭的結構。
法庭上會分為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
法官大家都知道，是審理案件，根據自己的認定（司法上稱為「心證」），做出裁判（裁定或判決）的人。
檢察官，是負責起訴的人，雖然警察常常負責一開始案件的偵辦，有時候檢察官也會第一時間就介入。因為檢察官負責案件的偵辦，所以檢察官在看待案件的時候，會以有罪推定的方式思考。這個其實很自然，因為檢察官一定會假設你有做，再去思考與調查案件的蛛絲馬跡。
辯護律師，則是負責辯護的，也就是想盡辦法提出證據說服法官，當事人無罪，或是罪責不重。
也因為檢察官、法官的立場不一樣，因此主管機關也不一樣。檢察官屬於行政院法務部，算是行政權的一部分；法官則屬於司法院，是司法權。
目前在刑事法庭的結構上，一般分成兩種主要的作法：法官職權主義，以及當事人進行主義。
法官職權主義
法官職權主義中，法官有比較多的權力去介入司法，也會看到更多資料。德國的法庭，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檢察官偵查案件、收集到足夠證據以後，檢察官會把這些證據及起訴書交給法院，讓法院進行審理。
法官職權主義，顧名思義，法官在職權上有「發現真實」的義務，也就是法官有義務了解真相，才能做出裁判。因為法官有這個義務，所以在法官職權主義的法庭，法官接到案子以後，擁有權利去決定是否要調查更多證據，也能決定是否要傳喚證人。
在法院收到起訴書後，會通知被告，被告可以委任律師，由律師前往法院去閱卷，了解檢察官起訴是依靠哪些證據。之後，開庭的時候，律師可以提出對被告有利的證據與證人，向法官聲請進行調查。
法官職權主義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由於檢察官起訴的時候是把大量文書交給法官，之後由法官接手調查，所以檢察官在法庭上的活動會被弱化，功能不大，反而撰寫起訴文書的工作成為檢察官的主要業務。
再來，檢察官把大量證據、起訴文書交給法官後，法官就能先看到這些對被告不利的證據。但直到第一次開庭，律師提出證據，法官才能看到對被告有利的證據。這個時間上的差異，就會讓法官對被告先產生偏見（司法上稱為「預斷」），認為當事人有罪。加上法官有調查證據的義務，如果心中認為當事人無罪，會很難調查證據；所以調查越多證據的時候，法官就越容易認為被告有罪。
所以，在法官職權主義的法庭上，常常會看到法官和律師在討論案情，法官常常會問辯護律師，對於某某證據有沒有看法，辯護律師就會對證據做出答覆。反而檢察官楞在旁邊，不太有事情作。而主導整個法庭進行的，也是法官，只要法官認為必要，他可以介入程序去詢問。法官介入審判程序的深淺，存乎法官的一心。
因為法官能接觸到檢察官一開始收集的證據，之後也會調查證據，所以這些證據沒有經過辯護律師的討論，就直接被法官看到；對人來說，如果看到大量有問題的證據，在下判斷的時候，就很難把這些證據的影響排除。所以，在法官職權主義的法庭結構下，法官要有能力在心中真正的排除這些有問題的證據。
法官職權主義強烈依賴法官行使職權去了解真相，無論是介入程序的深淺、排除有問題的證據等等，都需要法官強烈克制自我的人性，不受偏見影響。
用比喻來說，法官職權主義下，會把法官當成像柯南一樣的角色，要無所不知，才能做出好的決定。
當事人進行主義
相較於職權主義，當事人進行主義重視法庭活動，審判的基礎是法庭上呈現的證詞、證據，以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為代表。
在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提起公訴的時候，只會給予一個簡單的起訴狀，簡單描述案發事實，以及以什麼罪名起訴誰，不會把證據先交給法官。這被稱為「起訴狀一本主義」。
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法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擁有調查證據的調查權，可以收集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接著，在開庭的時候，檢察官和律師就在法庭上辯論，討論哪些證據可以用，哪些證據不能用。不能用的證據，就絕對不能再法庭上提出，也不能讓法官或陪審團接觸到。
在證人方面，律師和檢察官可以各自去訪談證人，並在法庭上提出要傳喚證人來法庭作證。
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法庭會嚴格的檢驗證據能不能在法庭裡呈現，比如說偵查中的筆錄，會被視為警方的「職務報告」，根本不算證據，只有證人在法庭上說的話才能採為證據。而且無論是證據、證人，都要經過檢察官和律師雙方的辯論，並經由法官決定，才能拿到法庭上。
對於證人的問答，當事人進行主義也有嚴格規定。如果是律師提出的證人，就是律師的「有利證人」，到法庭上後，律師可以先詢問證人（稱作「主詰問」），接著由檢察官問（稱作「反詰問」），最後再由律師進行「覆主詰問」，結束對於證人的問答。如果是檢察官的有利證人，這個詰問過程會反過來。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律師和檢察官可以問，如果問不好，或是對證人進行誘導式詢問，對方可以提出異議，由法官裁定。這也是大家常常在英美劇中看到的法庭橋段。
最後，根據法庭上各個證人、當事人的說法，以及檢察官、律師的說法，法官或陪審團會做出有罪、無罪的裁決，最後再由法官決定刑期。
當事人進行和法官職權，各有優缺點，彼此的優缺點，剛好相反。
相較於法官職權主義，重視法庭活動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會被弱化成為類似球場裁判的角色，他就是坐在中間看律師和檢察官辯論，「隔岸觀虎鬥」；但相較之下，因為法官不容易接觸到有問題的證據，也不會提早接觸到檢察官的證據，因此法官更容易嚴守「無罪推定」的原則。
法官職權會比較有效率、比較省錢，運作得當，司法就會比較有效率。由於法官自己也可以調查證據，如果檢察官有漏掉什麼東西，法官可以補位再調查。
但，無論是法官職權主義，或是當事人進行主義，司法仍然有極限。事實上，真的究竟發生什麼、真相為何，因為連當事人記憶都可能有改變，所以無論如何，司法只能「趨近」真相，然後做出決定。
如果把司法過程比喻為瞎子摸象，在法官職權主義，法官會跳下來跟大家一起摸，然後決定大象長什麼樣子；在當事人進行主義，則是檢察官和律師各自摸過以後到法庭上來辯論，法官來決定誰才是對的。
可是，我們也知道，法官不是神，是人，所以法官也有人性的弱點。比如，人是有罪推定的，各位可以看看身邊辦公室的耳語，通通都是有罪推定的耳語，因為誰誰誰做了什麼，所以懷疑對方有問題。就算這些話是假的，但也仍然會在人的心中留下一點疙瘩，讓人產生戒心，或心存懷疑。如果還要去了解發生什麼，還會加深有罪推定的印象。
當事人進行主義透過制度來避免人性的弱點。舉例來說，嚴格要求檢驗證據，有問題的證據法官看不到；法官也看不到調查時候的筆錄，只能在法庭上聽證人陳述，而且證人的陳述也必須經過嚴格的交互詰問程序；法官對案情一無所知，檢察官必須努力說服法官，當事人是有罪的，也因此，當事人進行主義更能謹守無罪推定的原則。
法官職權主義中，法官有調查證據、發現真實的義務，容易變成有罪推定；法官會先接觸到大量來自檢察官的文書，也容易產生預斷。所以法官必須嚴格的要求自己，才能做到無罪推定。
不過，有許多推行法官職權主義的國家會引入一些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流程，改善法官職權主義的問題。舉例來說，日本是傾向法官職權主義的國家。為了避免法官產生預斷，日本從當事人進行主義引入了「起訴狀一本主義」制度，禁止檢察官在起訴時就把大量文書移交給法官。
「起訴狀一本主義」，雖然是日本給予的名詞，但實質上就是當事人進行主義中，檢察官起訴時，只能給予簡單的起訴要旨與事實陳述，不能附上大量的證據，這樣就可以避免法官對當事人產生有罪的偏見。
台灣司法制度的問題
那麼台灣司法狀況如何呢？
在威權時代，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採取法官職權主義的制度。當時，檢察官起訴後，連出庭都不用，由法官（當時叫做「推事」）直接進行審理。法官也不常開庭，常常看過自白和筆錄就判案了。所以在當時，屈打成招的自白很好用，可以一個咬一個，然後問完以後就直接判有罪，連開庭都不用，司法運作很有效率。
甚至在研討會上，我還曾聽過有老律師說，當時的軍法官，還有人說過 「明天要開庭的案子，我已經寫好判決了」 。那位老律師當場痛批，「這根本就是犯罪行為」。
台灣的司法有沒有做過努力？其實有。台灣司法逐步引入一些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元素，司法院稱現在台灣的制度是「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事實上其實不脫職權主義的色彩。
比如，目前台灣的司法已經引入了交互詰問制度。但因為最後法官仍要寫判決書，必須釐清自己的疑問，所以法官有時候還是會在交叉詰問結束後跳下來自己問問題。有些法官習慣不好，可能就會以誘導詢問的方式對被告進行詢問，律師也難以提出異議。
小弟也曾聽過有律師描述，有法官當庭說， 「禁止誘導詢問是限制律師和檢察官，不是限制法官的。」 但這樣法官問出來的是不是真相？這就是問題了。
再來，台灣的司法尚未引入起訴狀一本主義，更糟糕的是，台灣也沒有嚴格的定義如何使用證據。證據該怎麼提出、由誰負什麼樣的舉證責任、舉證門檻為何，這些證據法則，在台灣法律都沒有寫的很細緻。
剛剛也提到，在法官職權主義，需要法官嚴格的自我克制，避免侵犯人民權利。德國和日本的民族性會把專業做到極致，但在不太嚴謹、相對馬虎的台灣是否如此？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在審級制度上，台灣最高法院的三審是事實審、事實審、法律審。事實審，顧名思義，主要重點會放在犯罪事實的釐清、認定上，重點會放在檢辯雙方的舉證和言詞辯論；而法律審，則會把重點放在二審法院的法律見解有沒有問題。這個法律見解包含案件所援用法條是否有錯，或是案件審判程序是否錯誤。不過，事實與法律間，有時候並非如此涇渭分明。舉例來說，刑求的筆錄是否是證據？這一方面牽涉到事實認定（是否有刑求），以及是否符合法律適用。
一方面台灣司法大量採用筆錄自白，又對刑求的認定極為嚴苛，比如不採用刑求的警詢筆錄，卻使用交叉進行的檢察官訊問筆錄。許多案件採用有刑求可能的筆錄作為證據，所以，過往的台灣司法常常屈打成招，造成不少冤案。
退休警察：邱和順案讓我們良心不安－邱和順案聲請再審國際記者會
大家應該還記得，之前我曾在文章中提到 關於法醫的問題 。案件的鑑定，在台灣也是很大的問題。
目前，台灣刑事案件的屍體解剖，常常是由檢察官找來的法醫進行。檢察官常常找「法醫研究所」或熟悉的法醫進行驗屍，檢驗完畢以後，檢察官簽字，家屬同意，屍體就可以火化；而這份唯一的檢驗報告，就成為唯一權威的驗屍報告，難以撼動、推翻。就算法院要求重新檢驗，也只能請法醫看著當時的照片做出判斷。
在槍械鑑定方面，台灣目前只有刑事警察局能進行鑑定。如果律師對檢察官鑑定的結果不滿意，申請重新鑑定，法院還是得送到刑事警察局鑑定，當然就不太可能出現不一樣的結果。
法醫研究所隸屬於法務部，刑事警察局屬於警方，與檢察官關係良好。這些種種的權力關係，讓台灣部分的證據解讀容易受檢察官的觀點影響。
證據為何會說謊？改革鑑定制度、究責失職人員～刑事鑑定制度改革記者會
法官、檢察官兩者在角色、功能與倫理份際上，確實不同，彼此間甚至還是監督制衡的關係。但是在台灣，法官、檢察官都是公務人員的一種。他們考上後，會一起到「司法官訓練所」進行司法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法官和檢察官是一起受訓的。因此，法官和檢察官常常會產生同袍情誼。因為有一個共同訓練的過程，因此期別就成為辨別資歷深淺的重要指標，出現如同軍隊中的學長學弟制。除了共同受訓外，台灣的法院和檢察署常常是同一棟大樓，也讓他們的交流與感情變得更緊密，監督制衡的功能遭到弱化。
在檢察官的制度上，台灣是檢察一體制度，偵查、起訴、出庭的檢察官不一樣。所以在法庭上看到的檢察官，常常不是辦案的檢察官，當法官問他問題的時候，他可能不清楚狀況，所以常常回答「如起訴狀所載」，打發過去。德國雖然也採取檢察一體制度，但因為檢察官自我要求很高，比較沒有發生像台灣這樣，出庭檢察官不太清楚案情的情形。
一般來說，公司會對績效、考績較差的人的工作狀況進行評量，了解是否需要輔導，或是要求離職。但台灣的司法官並沒有這樣的制度，只有不滿的當事人可以在案件終結後，對法官或檢察官進行申訴，而且門檻很高。也就是說，如果某個法官判案品質一直有問題，或是檢察官一直草率辦案，司法單位並不會主動根據績效指標下去評鑑司法官的工作品質；必須等到當事人進行申訴，才會處理。評鑑制度的缺失，讓素質低劣的司法官員難以遭到淘汰。
黃世銘爽爽退，評鑑軟趴趴～法官、檢察官個案評鑑制度三週年體檢記者會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曾經推行過「黨化司法」的政策，也曾有大量國民黨特務進入到檢察官、法官的司法體系。在台灣民主化後，司法沒有進行過轉型正義，要求司法官再訓練；卻在這個狀況下推動司法獨立，讓資深的司法官掌握新進法官、檢察官的升遷，升遷也不是看法官的判決是否符合人權，或是檢察官是否濫訴；而是看關係、看期別、看資歷（就跟軍中類似），結果司法等於被極端保守的公務人員把持。
威權時代的法律，也會留下問題。在戒嚴時期通過的「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曾因此做出了一個35年特抗字第21號的判例，縮限了再審的條件。
這個來自威權時代、已廢棄的特種刑事法的判例不只嚴格限縮特種刑事案件再審的條件，也同時限制了刑事訴訟法的再審條件，導致許多刑事案件難以提起再審。直到2015年2月，尤美女等委員推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修法，才因為修正的法條，廢除了這個判例。但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因為沒有轉型正義，台灣的司法因此受到不少限制。
從以上的狀況，就可以了解，台灣的司法因為結構上的問題，一方面，台灣鑑定制度不完善，二方面法官和檢察官關係良好，三方面法庭結構問題，讓法官容易成為有罪推定；四方面，評鑑制度缺失，難以淘汰素質低劣的司法官員；最後，沒有經過轉型正義，法官、檢察官的升遷把持在保守公務人員手中。這些因素，造就了台灣司法制度的種種問題。
司法如何改革？
要怎麼改善台灣的司法問題？有幾個方向可以來改善台灣司法的問題。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推動轉型正義，讓以往威權時代的法官、檢察官能被撤換、懲處，經過一定的人權訓練，或是再教育後，才能繼續擔任司法官的職務。
對法官、檢察官的評鑑、檢核制度也要強化，應該要針對績效普遍較差的法官、檢察官直接進行檢核，而非直到有人來申訴才受理。
再來，推動陪審制的立法，可以修正很多結構性的問題。目前司法院對結構的改善方案，是提出「觀審制」；但觀審制中，人民只是換個位置旁聽，就算有意見，只要法官在判決書中進行解釋就可以，等於只能看，不能判。
目前民間司改會等團體正在推動陪審制的立法，希望可以藉由引入人民的力量，讓司法能「說人話」，讓更多人了解司法、信任司法，也減輕法官的負擔。
陪審制的立法一定會有許多配套立法。因為是組成陪審團來審判，因此一定是進入法庭才接觸證據；再來，法庭必須集中審理，避免案件的拖延。最後，因為要避免陪審員接觸到不該接觸的證據，所以證據相關法律也必須完成立法，嚴格不當證據不得出現在法庭上。這些配套的修法，除了從制度上協助陪審員排除人性的弱點以外，也能協助法官做出更好的裁判，這些制度可以解決台灣司法目前諸多的結構問題。
短期內，我們能做什麼？我想，了解司法，才能監督司法，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抽空到法庭進行旁聽。小弟會推薦大家參加318、324的相關開庭，了解法官對於社會運動的想法，這是法官對人權概念的重要指標；也可以閱讀書籍、影片，了解司法。如日本漫畫「女法官」，就是一個了解法官如何判案的好漫畫。
如果要看電影的話，小弟推薦大家可以看看小勞勃道尼的「大法官」，這部戲很棒的地方，是因為他從辯護律師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傳統司法電影的「全知」觀點；這種證據一點一點揭露的過程，就是真實司法進行的過程。如果想更了解陪審制度，可以找「十二怒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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