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 模擬法庭參與有感

孫正華 華泓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某某先生（小姐），請問結婚了嗎？」、「請問您有沒有小孩？」、「您或親友是否曾是犯罪被害人或家屬？」、「有沒有接觸過精神疾病患的經驗？例如親友曾罹患這方面疾病？」…以上這些對話，並不是發生在我們所熟悉的法庭詰問中，而是在民間司改會的「模擬法庭」中真實上演，由每位報名擔任「陪審員」候選人的一般民眾，自願接受來自檢、辯雙方的詢問。

這是筆者過去多年擔任法官或檢察官工作，都未曾有過的經驗。在現行法庭制度下，不論法官、檢察官或辯護人，我們這些所謂「法庭工作者」所接觸的對象，通常不是被告就是證人；也只有他們，或其他多少與案件有關係之人，例如：鑑定人，才有機會在法庭中接受來自審、檢、辯三方的「質問」。至於一般民眾，頂多就是旁聽的權利而已。然而，筆者這次有幸參與民間司改會其中一場「陪審制」的法庭模擬，重操舊業扮演檢察官角色，除了「準備程序」與現有刑事訴訟制度有著極大不同外，更大區別就在於「陪審員選任及訴訟參與」的過程。

本案發生背景，是一件涉及家庭暴力的殺人未遂事件。除了被告行為當下究竟是出於「殺人」，還是「傷害」的主觀爭議外，另一項爭執重點，在於被告行為時究竟有無發生「精神障礙」的情況，簡單說就是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是否具有足夠辨別的能力。雖然是「模擬」法庭，但每位參與陪審員預選的候選人，都是貨真價實的普羅大眾，既不是專業演員，也不是配合演出的工作人員，而大家都必須在這個「模擬」過程中，毫無預警的面對來自檢、辯雙方的各種提問，不管是價值認知也好，切身生活經驗也罷，某些問題甚至涉及到個人隱私。這對一般民眾而言，無疑是心理層面的一大挑戰，而對新制度的改善及推動，更是必要的嘗試。

事實上，不論美式「陪審制」，或官方試行的「觀審制」，這些讓一般民眾能夠直接、實際參與審判過程，甚至有權做出最後決定的制度，不外乎想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客觀的審判環境，其目的均值得肯定。而與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不同之處，除了「陪審員參與及選任」外，還包括搭配「卷證不併送法院」，或者「起訴狀一本」原則，也就是讓陪審員，甚至指揮訴訟的法官，都能盡量保持中立，避免在審判前因為接觸到卷證，而產生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以上亦有其必要性。不過「選任程序」是否成功，確實是整個制度能否順利運作的重要環節之一。值得思考之處在於，我們要的到底是怎樣的陪審員？是一個能夠盡量保持客觀立場，再透過檢、辯雙方逐步揭露證據，最後理性做出判斷的陪審員？還是一個能對己方產生同理心，可以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陪審員？

平心而論，檢、辯雙方在選任過程中，均難免致力於找出對己方有利的陪審員，也因此，在詢問陪審員的問題設計上，自然會因各自立場不同，而有所偏好、傾向，部分問題甚至涉及到個人隱私。以本案而言，既然與家庭暴力及精神障礙之爭議相關，則候選的陪審員是否有過類似受虐、或身心障礙的經驗，以致在心態上能否對其中一方產生不同的體悟等私密性問題；抑或陪審員對於權威是否具有服從傾向，還是恰恰相反，是一個凡事均抱持懷疑觀點等價值判斷問題，皆為檢、辯雙方在詢問過程中，希望瞭解與察覺的特性。對此，候選人有沒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換言之，對於保障陪審員的個人隱私，以及力求陪審制度能趨近公平兩者間，究竟該如何平衡？此不僅僅挑戰民眾的法感情，以及對新制接受程度的高低；對審、檢、辯來說，同樣是充滿不確定的未知，影響所及，哪些問題該問、哪些問題不該問、內容是否恰當、對造可否異議、法官面對爭議時又該採取較寬鬆或較嚴格的態度以決定准、否等等，在在都是學問。可以預見未來在執行時，這些疑點勢必將受到更多挑戰。相形之下，「真實發現」這個法律長久以來所追求的課題，其重要性是否將相對受到稀釋？也值得吾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