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員 我的陪審初體驗
一切都和程序有關
楊孝先 網際網路業
參與司改會舉辦的民間版模擬法庭，在我或許較一般人多一些的法庭經驗中，無疑是最特別的一次，過往無論在國內外法庭都沒有遇過陪審團，更別說擔任陪審員。
年初透過司改會電子報的消息，我報名參加了陪審員招募，經歷一連串報名、篩選、選任的過程，一切似乎都照著預先設計的程序走，雖是模擬，感受上卻相當真實。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選任時的一個問題，內容大致是：「假設你不認為被告有犯下檢方起訴之罪，但你認為被告的確是有罪的，你是否會依照法官指示判被告無罪。」我想這是有關程序正義的問題，我相信無法接受的人應該無法擔任陪審員。
大家平常看媒體報導，可能都曾想當然爾式地評論過案情，但真正的判決過程卻不是一般人想的這麼簡單，即使案情再明白不過，仍有許多影響判斷的因素而複雜不已。
審判當天一早到會場，就由承審法官解說審前指示，且在陪審團討輪前還有一份評議指示，我對其中大部分原則並不陌生，但在實際運用過程中仍顯得掙扎，比如以白紙狀態接受符合程序的證據，且僅能以這些證據來裁判，由於觀察證人如何提供證詞亦須納入整體證據一併評估，這在被告（楊儒門飾）與原告演技有相當落差的狀況下，是否要以其回答證詞的演技表現來衡量證詞可信度，一度令我頗傷腦筋，最後考量這應非模擬法庭設計的原始初衷而予以排除。
陪審員行為守則中有一條是辯論終結及法官指示前不能預先討論案情，令人高興的是，過程中有人看似要逾越了，卻馬上為其他人所制止。所以整個陪審團對案情的討論，是真的依據指示的程序在進行。陪審團評議應是整個模擬法庭中最重要的階段，正如結束時一位評論人所言：「全場都是演員，只有陪審團不是，他們是真正在審判。」為了回顧其中的關鍵，我又將陪審團評議側錄1看過一遍。
檢方是以殺人未遂罪起訴被告，本案爭點之一為被告是否有殺人的主觀犯意，除此之外，該罪的法律要件皆為無爭議事實。另一爭點是當被告有罪時，是否應為其行為負責（因辯方依刑法第 19 條主張被告行為時有精神障礙）。第一點的舉證責任在檢方殆無疑義，但關於第二點，原本我以為提出精神狀態抗辯之一方須負舉證責任，然而，這個問題卻是在一位陪審員問了法官後才獲得釐清，原來這條的舉證責任未有法律規範，所以模擬法庭在程序設計上將其劃歸檢方，最後也成為陪審團評議的關鍵。
陪審員互相不認識，評議過程彼此以號碼相稱，選任的主席（後來發現好像是公民老師）引導大家充分表達意見，所有人皆表現出仔細聆聽彼此發言的態度，並依指示盡力溝通說服與追求共識。唯有備位陪審員在場但無法加入討論，應是設計上可以調整的地方，可以再思考選任者皆未缺席，備位是否需要在場。
評議的兩個爭點在所有人意見表達完成後，於被告殺人犯意方面形成絕對多數意見，七個人同意有殺人犯意的要件，惟第二點仍無法形成絕對多數意見，只有六個人認為被告須負其責，我在第一點是同意有主觀犯意的，但第二點卻因為舉證責任在檢方，而終其整場審判都無法讓我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地步，故認為檢方並未完成舉證責任。
原因是專業證人詰問過程中，負責鑑定被告精神狀態的吳醫師表示，其自有一套鑑定方法，但既不是照其所攜帶 DSM 手冊裡的方法，也不是精神醫學會正在發展的鑑定 SOP，此外，一方面對檢方提出每一位精神科醫師都可以來鑑定，另一方面又同意辯方看法，認為精神鑑定與精神科醫師是不同的專業，過程中有種種「可能差不多」的說法，以及鑑定範圍外「矯正可能性」的揣測，再再都讓我產生合理懷疑2。
過程中很多人的意見都很有道理，許多人延續其他人的意見繼續發言，彼此協助闡述或釐清觀點，也不時有人互相提醒評議指示，彼此影響著最後的判斷，最後陪審團評議總長 1.5 小時（事前不知道討論過程即時轉播到法庭內），整個審判過程超過十小時，儘管身心俱疲，但精神上卻因為參與評議而十分暢快。
我曾經在以延伸全國能源會議群眾參與為主軸，但實際上不限主題的 BOOKSHOW 歲末聊天趴分享過這次的陪審法庭體驗3，事實上，全國能源會議在程序上也曾參照法庭辯論的證據法則予以設計，惟許多與會者並未尊重程序而結果不佳，因此，參與者之一的廖英凱不禁要問：「我們已經進步到討論實質正義的地步了嗎？」
許多人只關心司法案件判決結果，卻忽略了沒有正當程序，即使個別案件獲得實質正義也只是偶然而已。司法制度的改革，像是是否採用陪審團制度，其實就是在討論何種程序的審判才正當合理，程序不是一切問題的答案，但沒有一個受尊重的正當程序，卻可能連找尋答案的座標都沒有。
關於陪審團制，我還沒有確定的立場，但非常肯定司改會引入模擬法庭的做法，先能民眾產生進一步關注的動機與興趣，才更有機會於政策形成時進行有意義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