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旭田律師
近年來，社會風氣敗壞，青少年偏差行為乃至犯罪行為令人怵目驚心。若深究其原因，社會、學校、家庭均難辭其咎。固然，孩子沒有學好不一定是學校的錯，甚至學校可能根本使不上力，但不可諱言，學校的輔導工作者基於專業，往往是最有可能防微杜漸加以挽回者。因此如何加強輔導工作者本職學能及其它各方面的知識技能，誠屬刻不容緩之課題。
本文有鑑於當前社會各界已普遍體認法律之重要，另一方面對於法律觀念又往往欠缺正確之認識與瞭解，特別是青少年偏差行為乃至犯罪行為在在與法律相涉，因此擬以輔導工作者為對象，分別就：
捫心自問，「法律」是什麼？這樣一個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要如何回答就是一個大問題。本文認為：
法律是一種規範，是一種行為規範，要求我們去做一件事；例如：人民有納稅的義務；或要求我們不可以做一件事，例如：刑法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就表示不可以殺人。
法律是一種有規定實際效力的規範，有別於宗教、道德等行為規範，法律的規範效力相當明確。例如「不能隨地丟棄果皮紙屑」這樣的要求，在法律規定上乃係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左列行為：一、隨地……拋棄紙屑……」規定方式呈現，而其法律效果則是同法第二十三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三、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當然，此原則並非沒有例外，法律規定也有無效果規定者，例如：憲法上的大部分規定，又例如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規定「子女應孝敬父母」。
法律的本質乃是為人民權利之保障：延續著日據時期，乃至戒嚴時期的思考，部分人會認為法律是用來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這樣的思考容易使人民拒絕接納法律。其實全部法律均是保障人民權利及自由的。從憲法開始人，第一章揭櫫人民之各項權利及自由，甚至在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憲法未明定之自由及權利只要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均受保障，且一切自由權利除有「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均不得限制，如有限制亦須以法律為之。從而可看出法律本質在於自由與權利之保障，若非有前述理由是不能以法律來限制人民的自由及權利的。
誠然，在現實社會裡，我們可能感受不到法律的「保障機能」，但卻很容易感覺到法律的「限制性」機能，例如：繳稅，乃是部分財產權的剝奪，但是要課那種稅目？稅率是多少？向誰繳稅？這些問題如果不藉由法律明確規定，人民可能就會有「繳不完的稅」的恐懼，因此對於限制人民權利的方式與範圍予以明確化之法律，其毋寧是具有更重要的保障機能！
談到這裡就必須介紹法律規範另一特性，即規範「要件」與「效果」之明確要求。例如，一部刑法自第一百條到第三百五十七條之所有規定均係規定犯××罪，處××刑，試問為何不仿古人僅言「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或甚至就規定「犯罪者，處刑」？其理由在於刑法將之評價為犯罪之行為有許多樣態，同樣致人於死，有殺人，有重傷致死，有過失致死，有強盜時故殺被害人等等不一而是，自不能以同一罪相繩。同樣的，在財產犯罪上有偷、有搶、有騙、有盜；有徒手，有攜械，又何能劃一處理？因此法律所欲規範對象因社會生活而複雜，規定自然也龐雜。所以對不同的要件（行為樣態）效果（如何處刑）自然也不同。
另一方面，縱使行為已界定為偷為搶為騙，其效果也不能過於概括，例如，同樣是殺人，至少要處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斷不能同樣殺人，可處死刑也有處罰金，否則刑罰輕重所代表的惡性大小的評價就完全失去意義矣！同時也會給執法者過大的空間，更讓人民容易希冀僥倖矣。
這就譬如若有某校校規僅有一條即「有違反校譽之行為，應受校規處分」，則要件既不具體，效果也不明確，可能造成糾眾滋事打架與上課遲到五分鐘受一樣的處罰，這樣就是一個非常不妥當的規範。
法律之實現並非依賴「宣示」，而是依賴實現之嚴密「程序」，此種重視「程序」的觀念，正是目前國人最欠缺的。簡言之，人不可以殺人，這種想法百分之一百正確，但如何認定誰殺了誰，卻非有賴一套完整的「刑事訴訟」程序才能達成。這其中包括犯罪的偵查、案件的審理、判決，甚至上訴等一連串程序，因此警察宣布「破案」並不一定真相大白，檢察官起訴也未必有罪，非經三審不足以定案之一連串的「過程」就是確保真相大白的程序，奈國人往往重結果不問過程，媒體遇有判無罪動輒投以懷疑的眼光，實則如何提振法官判決的品質固為當務之急，但輕信所謂「破案」，那國家又何必廣設法院，甚至起訴之檢察官，只要有警察就好了！大學也不必設法律系，只要廣設警察大學就好了！
本文不是否認警察維護治安之辛勞，而是要指出正義的實現基本上是一連串努力的結果，警察不破案，檢察官不起訴，法官如何能對被告定罪科刑？但「起訴不代表有罪」這當中就是「程序」的思考。刑事案件如此，民事案件又何嘗不是如此？「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若是債務人不還，債權人就只好到法院去提起訴訟，循「民事訴訟」程序來索求，縱令法院果真判債務人敗訴，認定要還債，但債務人仍然可能不還，此時債權人只有再循「強制執行」程序來查封拍賣債務人財產以獲得清償。「民事訴訟法」也好，「強制執行法」也好，就是規定權利實現的「程序」，它規定誰可以告誰？告什麼內容？又規定那些財產可以查封拍賣，凡此均為實現權利不可或缺的「程序」。
換言之，權利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有賴適當程序加以保障，民事程序及刑事程序外，國人更不熟悉的是行政程序及行政救濟程序，前者簡要的說就是行政決定的過程所要踐履的程序，藉由公開、參與才能避免恣意濫權，此部分大者像都市計畫的公告、決定，小者如教師任用、獎懲等均應踐履一定之程序。此等程序之進行雖非法院之責任，但如果有所爭執卻可能因為程序上的瑕疵而被「行政救濟程序」認為違法。
例如，在學生身分變更之處分如退學等，依大法官會議第三百八十二號解釋，便已認為應受司法審查，即受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之「行政救濟程序」所保障。
另外一個經常混淆不清的是法律責任的種類。一般而言，法律責任區分為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上；前者專指具有公務員身分或執行公務之際的責任，例如，對學生管教有重大失當，可能被記過等等，嚴格的法律責任，應指的是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前者係私人間（國家若居於私人地位時亦然）之權利義務，例如：契約上種種責任；又比如：車禍時車輛損壞及人員傷亡的賠償責任。而刑事責任視國家是否發動行使「刑罰權」而追究有無犯罪的責任。所以車禍除了賠償的民事責任尚有侵害生命或身體健康的「過失致死」或「過失傷害」罪。往往賠償部分已和解，但仍有刑責；或民事有責任，但刑事卻無責任（例如車禍中之車輛毀損，因毀損罪不處罰過失犯，故若無人員傷亡，單純車輛受損若無故意並不構成犯罪）。
而將前揭觀念相結合，就能瞭解收到「××地方法院『檢察署』」與「××地方法院『民事庭』」的傳票性質上完全不同，前者係經由「刑事訴訟」程序追究「刑事責任」，後者與檢察官無涉而是經由「民事訴訟」程序論定「民事責任」。也因此，在校園內毆傷同學、毀損公物，除了校規處分（行政責任）外，縱使家長賠償（民事責任），可能也還不能了事，因為此尚有刑事責任。固然學校本身為教育場所，動輒「移送法辦」對學生未必是福，但如果確定觸犯刑責，卻以校園之隔而予以輕縱於法律責任之外，卻可能使此等同學對法律更加無所忌憚，亦非良策。因此學校內之不當行為涉及「犯罪」時之處置應不容只圖遮掩，否則自少不畏「律法」，長大堪虞矣。
基本上，輔導、管教工作目的在規過勸善，幫忙同學勿入歧途，至少也避免觸犯法網，其本身應該不會有什麼法律責任。然而事實上不然，規過揚善的過程中，特別是管教上不免對學生身體、自由、財產權等施予限制，其尺度自宜謹慎，茲分別說明如下：
基本上，學生犯錯時應予制止，並避免危害擴大，事後可予適度「處罰」令其知所悔改上這當中殆不涉及「生命」權之可能，但間有跑操場或罰站而暈倒甚至中暑死亡者，所以施以上述處罰時應注意同學各別身體差異、天候等因素，避免有危險性之處置，否則一旦出了人命，學校若被判定未考慮到個別差異及處置必要性則恐不免法律責任。
至於「身體」之限制，例如：責打，過去所謂的「體罰」，亦應考慮必要性、適度性，同時現代的學生亦有感「名譽」受損，所以縱有責打等處罰是否「公開」亦值得檢討。
再就「自由」之限制，例如罰站三十分鐘不准離開等，其對身體影響可能較小，但宜注意：
另外就「財產」權之限制，學生有攜帶不適當物品到學校之情形，學校要如何處置非常傷腦筋。本文認為宜區分「法律上違禁品」與「影響教育活動進行之物品」而作不同之處理。前者例如槍械、利刃、猥褻物品等，上述物品依法律本應沒收（參照「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三項」、「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七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因此不容爭執，否則學校只有「移送法辦」一途。不過猥褻圖書，物品之認定間有爭議，仍然要小心從事，學校宜與新聞單位保持聯繫，掌握查禁書單，以避免爭議。
當然學生對「性」的好奇心很強，禁堵不如疏導，學校若能推動正確足夠的兩性教育，應較諸查禁的方式更有意義。
另一方面，對於「影響教育活動進行之物品」對其處置更要慎重，前些日子有某校同學借來的CD被沒收，致侵入辦公室一案即值得注意，基本上對此類物品限制學生持有應是為避免影響教學活動之實施，因此單純持有不應加以處理，而應該是因使用致影響教育活動之進行時，才例外的排除同學支配，但既然只是影響教育活動之進行，則在下課後或放學後（一天結束）應發還同學，才不會造成不必要困擾。至於同學一再持有使用影響上課（例如：每堂課都看小說或聽收音機），此時也不是以沒收（意即不必發還）可以解決問題，此時應予個別輔導才妥當。
此外，教師管教上時有「罰錢」之處置，於此宜慎重其事，因為此為「財產權」之剝奪，因此若非如此不可，要注意金額不宜太高，只適合象徵性金額，否則學生將來表示是被罰錢才去偷去搶，學校可就頭大了。同時「罰錢」的處置最好透過班會決議，同時保管及使用（捐款給慈善機構等）也最好由同學自行推派與決定，不要由老師一手總攬，以免不必要的是非；當然，一切由同學決定也不見得老師就沒有責任，例如：班上大多數同學家境富裕、少數一、二位清寒，結果通過「班規」動輒「千元、萬元」的罰錢就不適當，又比如罰款所得全班去租色情錄影帶觀賞，像這樣老師學校都不免教管失周矣。
又，關於違禁品之處理，各學校常有所謂「搜書包」，就法律上來看有相當爭議；但是如果發生事故，學校又遭到交相指責何以事前沒有發現！因此建議若要執行時，可以注意以下幾點：
若在校門口（大概不可能逐一檢查）發現同學行跡可疑，有加以檢查必要時，宜帶到辦公室檢查，避免在眾目揆揆之下翻弄書包，否則無論有無搜到違禁物，都有同學鼓噪旁觀之不可預測之情事發生。
若是利用升旗或其他同學不在教室時搜查書包或抽屜等，宜指派專人配合同學一同為之，以免同學指稱東西遺失、栽贓等，發生更大的困擾。
以上所述，均涉及對同學輔導、管教活動上常會面臨之情形，本文認為學校內的師長要有以下的認識：
輔導、管教本質上均出於對同學之照顧與愛護，但究其實施之方式常不免涉及對學生「身體、自由、財產」等權利之限制或剝奪，因此應有一定之界限。
所謂一定之界限，首先就是合乎教育本旨，像如處罰若不能使之悔過，就只是單純的肢體疼痛而已，其次，要合乎比例原則，亦即犯較小過錯應受較小處罰，犯較大過錯應受較大的處罰，否則便有恣意濫用之嫌；同時要符合平等原則，一樣的過錯要受一樣的處罰、不可以因為是家長特別關照就加重或減輕。
所謂合乎教育本旨、合乎比例原則、合乎平等原則，看似合理，但事實上在執行時往往是一念之間，未必能真切掌握，所以校園內常見之違規行為之處置主管機關或是學校本身，不妨訂下處罰規範，此即「明確性」之要求，則可以杜絕不必要爭議。
而實際執行時，亦不免會有頑劣之學生或蠻不講理之家長，因此程序上亦應建立一套標準之程序，此即前揭之「程序」觀念。如此當可避免老師不慎的情緒失控或家長同學之無理指責。
除前述說明外，輔導老師可能還要注意一點，即「隱私權」之保護；現代社會新聞媒體爭相捕捉新聞，間有校園事件則大加報導，但青少年之教養照顧過程，縱有犯錯，仍要保持其尊嚴，因此若非有充分事證，不宜向輔導工作所必要以外之人員說明個別同學之行止。同時縱使已成為新聞焦點，亦不宜任意向媒體或第三人吐露特定行為以外之資料，例如其家人是誰，健康經濟情形如何等等。否則縱使不構成洩密罪，亦已與輔導工作者專業倫理有違。尤有甚者，雖不構成洩密罪，卻有可能構成誹謗罪，因為對外發布同學家庭成員有不法不當情事可能構成「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且縱使「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但若「與公眾利益無關者」，則仍不能免罰。
本文前已提及目前社會各界普遍重視法律之重要，但卻充滿似是而非的認識，相信部分老師們也有同樣的困擾，那又如何協助同學們建立正確的法律觀念？關於「通俗法律觀念」之傳播，係法治教育之一環，就教材、施教方式，施教人員之養成各方面都有待進一步加以強化，本文擬另行撰文說明，在此僅介紹若干基本的思考供大家參考。許多人想到法治教育就是：不可以打架、不可以吸食安非他命，不可以攜帶違禁品到校、不可以買贓物、不要侵占拾得的遺失物，不要……，像這樣的法治教育只能算是「認識刑法」的一種方式，是談不上法治教育的。特別是青少年時期血氣方剛，叛逆性格又強烈，不乏「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思考，更何況同學成群結黨，若有人起意滋事，一大串「不可以」大概也就忘諸腦後了。
因此本文認為，「法律」之所以受重視，需強調其「保障」機能，宣講時要從「加害」轉換成「被害」，事例要從真實變成虛擬、法律重視程序，以下分別說明之：
強調法律的保障機能
如前述，法律乃是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因此不宜向學生強調法律之「限制性」機能，因為任何人均願受保障而不願受拘束限制，因此如果讓學生認為法律就是令人礙手礙腳者，則實難期待其接納法律！因此對法律之本質應強調其保障機能。
由「加害」轉向「被害」
對於法律之漠視大抵基於兩種思考，一是抗拒「限制」，認為自己應該可以為所欲為，另一者是認為自己循規蹈矩不會觸犯「限制性」規範。前者享受「加害」他人之愉悅，後者排斥「加害」他人之可能性；對此不妨強調「被害」，對於前者，若不欲「被害」則不宜「加害」他人；對於後者你不「加害」他人，不表示他人不會「加害」於你，如此一來學生或許對法律之規範性會產生興趣，而願意進一步加以瞭解。
事例由真實轉為虛擬
基本上法律規範之適用不免用事例加以說明，在舉例時如一改「你……如果……會……」而變成「有一天，櫻桃小丸子，結果……」或「假使張惠妹……那就……」，這樣一來同學們自然會感興趣些。
法律重視程序
青少年觸犯法紀有時還自詡正義化身，認為是替天行道，然而法律上並不是對殺人者當場由被害人家屬亂棒打死，而是要經由一定的審判程序，這當中可能還會發現是冤枉的，因此只由經過這一串程序才是真正的正義；若能藉由這樣的說明讓學生避免「私了」，因為「私了」可能會「弄錯」，且「強度」也會流於主觀並不一定妥當。則或可減少校園事故之發生。
教育是專業，法律也是專業，但過去二者間交流有限，而專業要用在一般人甚至未成年的學生身上，不只知識上專業更有技巧上之專業，本文在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引發更多對相關議題之討論是幸。